百灵斗牛牛

    1. <form id='grdbl'></form>
        <bdo id='grdbl'><sup id='grdbl'><div id='grdbl'><bdo id='grdbl'></bdo></div></sup></bdo>

          • <small id='8z8dq'></small><noframes id='8z8dq'>

          • <tfoot id='8z8dq'></tfoot>

              <legend id='8z8dq'><style id='8z8dq'><dir id='8z8dq'><q id='8z8dq'></q></dir></style></legend>
              <i id='8z8dq'><tr id='8z8dq'><dt id='8z8dq'><q id='8z8dq'><span id='8z8dq'><b id='8z8dq'><form id='8z8dq'><ins id='8z8dq'></ins><ul id='8z8dq'></ul><sub id='8z8dq'></sub></form><legend id='8z8dq'></legend><bdo id='8z8dq'><pre id='8z8dq'><center id='8z8dq'></center></pre></bdo></b><th id='8z8dq'></th></span></q></dt></tr></i><div id='8z8dq'><tfoot id='8z8dq'></tfoot><dl id='8z8dq'><fieldset id='8z8dq'></fieldset></dl></div>

                  <bdo id='8z8dq'></bdo><ul id='8z8dq'></ul>

                  1. <li id='8z8dq'><abbr id='8z8dq'></abbr></li>

                          <dfn id='h061e'><optgroup id='h061e'></optgroup></dfn><tfoot id='h061e'><bdo id='h061e'><div id='h061e'></div><i id='h061e'><dt id='h061e'></dt></i></bdo></tfoot>

                          <ul id='h061e'></ul>

                          • 四川党史文献网

                            你当前的位置:首页正文

                            曾莱

                              曾莱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牺牲时年仅32岁。在他的一生中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随后又领导了四川荣县、内江等地的农民运动,并为梁山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树立了重大的功勋。他的精神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一)

                              曾莱原名曾永宗,化名蓝瑞卿,1899年11月30日出生于四川荣县双石乡夏家弯(现高山公社四大队三生产队)。其父名贯之,是清朝秀才,教过私塾,赴考举人时在华阳病故。家中只有田地三亩,后因过继给伯父为子,又分得田地十五亩。曾莱从小就勤奋好学,热爱劳动。他放学回家,就下地干活;半夜落雨,也要起床查看田坎的缺口;大年初一早上,照常提个鸳兜拣肥料。以后进入荣县中学读书时,每期入学、放假,他都是自己挑行李。见同学中有让自己父亲或长辈挑行李的,他就斥责说,“大少爷,忍心以父作马牛,将来必无恶不作”。他学习刻苦,善于观察、思考。遇到问题,必寻根究底;不钻深透,不放书本;反对寻章摘句,不求甚解,只图分数。他待人热情、诚恳、刚直,爱帮助同学,象一团烈火。因此同学们都很信任他。校长谷醒华赞赏地称他为“子路”。

                              (二)

                              1923年曾莱到成都,进入四川省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当时高师校长吴玉章,每星期天都要向“高师校外同学会”作学术讲演,宣传革命思想,曾莱每次都要去听,从未间断。这对他接受革命理论和以后参加革命,有较大的影响。他对吴玉章的思想、品格和学识,极为仰慕。

                              1924年1月,军阀杨森率部打入成都,赶走熊克武,当了四川督理,指派傅子东代替吴玉章当高师校长,不久,便在高师校门外挂上“国立成都大学”的招牌,企图取消高师。为此,各班推举代表成立了护校组织。曾莱是代表中最活跃者之一。有一天,全校开大会,派曾莱和罗刚举到校长室夺印,经全校师生斗争,护校活动最后获胜,高师得以继续存在。

                              曾莱对军阀非常厌恶。他在1924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耻的杨森,还说禁止各校学生所有活动,真是莫明其妙”。5月1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今天忽传刘湘又将与杨森等打仗,……所以四川的事,才弄到这样糟,这真是可怜我们小百姓”。

                              1926年初,成都高师建立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导社”,曾莱是其中的成员。那时,他的荣县同学赵鹤仙已参加国家主义派的“惕社”,曾莱为了使其不误入歧途。苦口婆心地对他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赵鹤仙觉悟过来,毅然脱离“惕社”,并顶着冷嘲热讽的打击,转向加入“导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春节期间,为了在纪念北伐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荣县中学同学陈自强、徐积光,曾莱取得荣县教育界享有威望的赖君奇老师的同意,以其名义在荣县中学校内举行追悼大会。会议规模很大,气氛庄严。会上,曾莱在讲话中宣传了北伐的意义,并且提出要照顾好烈士家属,在全县人民中有很大影响。

                              (三)

                              1926年初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蓬勃发展,曾莱认识到“教育救国论”不行,决心投笔从戎。临行前,有人劝他继续读书,待取得文凭后,保荐他当一个视学(即县教育局长)。他拒绝说:“北伐战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我们应该参加,哪里还顾得毕业不毕业。”

                              离开高师后,曾莱从成都到达武汉,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学生军中工作,并随军北伐。在北伐中,他英勇善战,工作能力又强,很快被提升为团的政治指导员。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嗣后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迅速陷入了白色恐怖的黑暗统治。在这形势急剧恶化的关键时刻,曾莱离开张发奎部,前往北伐战争的发源地和当时民主空气较好的广州。

                              1927年12月11日,曾莱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在反动军阀巷战中英勇受伤。12月13日,起义军撤出广州以后,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曾莱化装成士兵,进入广州一医院治伤,才避开了敌人的屠杀。这时,他已和革命同志失掉了联系,虽用尽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找到;加之人地生疏,语言隔阂,不便长期隐蔽,只身徒步返回四川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当时,正是寒冷的冬天,曾莱身无半文,衣衫单薄,步行几千里,困苦自不待言。更危险的是,反革命派正在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一片白色恐怖。曾莱并没有被这些严重的困难所吓倒,而是以坚强的革命意志,走上了艰苦的历程。他沿途对人言:“我是四川农民,被拉夫当兵,辗转流落广东,现在带伤挂彩,才得请假回家”。因此,一路上得到了劳苦群众的同情,在住宿、吃饭方面得到了帮助。有时,他也帮别人抬滑竿、当挑夫,藉此解决食宿。到长沙,他已经很疲倦,正想休息两天再走,忽然看见街上一大堆人围着看告示,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湖南军阀张贴的一张杀气腾腾的清共布告。长沙处境之险恶,并不亚于广东。于是他顾不得身体的困乏,一刻也不停留继续向四川行走。

                              进入贵州境内,天气冷得更厉害。曾莱的衣服本来就很单薄,不能御寒,此时就更难度日。好在沿途得到劳动人民和苗族兄弟的多方帮助,才勉强克服了饥寒交迫的煎熬。有天晚上,曾莱寄宿在一户苗族农民家里。当晚天气很冷,而他却睡得很香。醒来才发现,原来他盖的被子上面又多了一床破毯子。第二天临走时,这家苗族夫妇还再三要把那条毯子送他。走到贵阳后,为了解决路费和找个职业做掩护,他给一家药房的商人当苦力,挑一担百多斤重的药品,每天走几十里路,终于到达了重庆。

                              (四)

                              1928年春,曾莱回到了家乡荣县,在旭阳中学教书。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却没有一点架子。初去学校时,自己挑行李,学样的人以为他是挑夫,问:“你帮谁挑的”?他回答说:“帮曾莱挑的”。当天学校开会,欢迎曾莱老师,但到处找不到曾莱。有人问起,他才说:“我就是曾莱”。这给旭阳中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曾莱并不灰心、动摇,坚信革命高潮必将到来,革命一定会成功。

                              1982年3月,他在荣县,由陈家玉、程觉远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上派他领导荣县东路各乡的农民运动。不久任中共荣县县委委员和自贡特别区委农运委员。在他领导下,荣县的双石、高山、章家、程家、五宝和威远县的梧桐、五里浩等乡的农民运动,很快获得了蓬勃发展。

                              他从农民群众最关心的迫切问题入手,采取交朋访友、互相串连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觉悟。他首先找亲近的农民陈三发、董绍云,李兴海等摆谈说:“我们贫苦农民受压迫剥削,冻死饿死都没得人管,你们看要咋个办才好”?又说“我们来办个会,一起商量个办法,不让地主加租加押”。农民开始害怕说:“老板势力大,我们这些穷人咋个敢反对”?曾莱就反问道:“你说老板势力大,不能反对。我问你,究竟老板人多,还是农民人多”?农民都说:“我们人多”。他就说:“我们人多,就可以串联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老板加租加押;要是他们硬要加的话,我们就要他们增加土地来多收粮食”。农民听了曾莱的话,都觉得很有道理。不久就由曾莱、丁泽光、陈三发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并由这个小组的三个人,各自去串联,逐步地扩大组织,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丁乡、区、县的农民协会机构,到1928年底,已拥有省农协会员两万多人,并建立了土地会、儿童团、妇女会等团体。在各级农民协会中,曾莱十分注意培养骨干分子,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他经常教育农协骨干分子说:“农民协会要有组织领导,这组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不为私,不为已,专为劳苦人民办事”。

                              在1927年以前,荣县、威远实行每担租谷征收牛头税二角。后来乡村团正任意增加,改为每头牛征收牛头税二元,借此剥削农民血汗。曾莱在中共荣县县委领导下,于1928年夏秋时节发动荣县高山、双石和威远五里浩等乡的农民开展反对牛头税的斗争。他首先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发动群众联名向县政府控告乡村团正。县知事批示:“没有征收牛头税法令,由团正们自行解决”。团正们开初置之不理。曾莱就派黄乐尧等农协代表找团正们谈判,并警告他们:“若不取消牛头税,退还农民血汁钱,农民群众将要以武力对付”。团正们被迫退还了农民的牛头税钱,斗争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又发动各乡农民协会乘胜进行了反对地主富商大斗进,小斗出,大称进,小称出、和“包行”等手段剥削农民的斗争。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农民不上街卖东西,学生罢课,小商小贩罢市。迫使地主富商对农民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为了反对地主加租加押,曾莱在1929年2月20日发动和领导农民群众,在五宝中心学校开大会斗争乡团正李雪村。曾莱质问李雪村:“你加佃客多少租押?加了些什么苛捐杂税?你向其他地主说了些什么?都要给群众回答”。当问到:“你说蒋介石给你手令,抓到革命的农民就杀,把手令交出来”时,李雪村理亏词穷,无言对答,狼狈不堪。正当大会进行时,地下党侦察员李璧君来报告情况,区团总陈选侯、区队长陈冠群大发雷霆,并说:“敢抓团正来批斗,全是土匪。立即集中团丁包围学校,全队开枪,通通与我打死”随即,敌人的队伍就开来了。幸好我地下党同志提前做好了团丁的工作,他们来后都不愿开枪。曾莱乘机与农会骨干商量,决定动员农民一股作气地去冲区团防局,找陈选侯进行说理斗争。曾莱手拿红樱枪,带领愤怒的群众冲进区团防局后,陈选侯、陈冠群都逃进碉堡躲藏起来。群众大声喊话:“有理下碉堡来讲”,“再不下来,我们就放火烧碉堡”。一同被押来的李雪村,也再三告饶。后来,陈选侯、陈冠群只好派师爷龙楚珊下堡来谈判,全部依从了农民提出的条件,并由五宝团甲公所写出布告,禁止所有地主加租加押。这次反加押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激励了农民的斗志。

                              1929年2月27日,荣县县政府在土豪劣绅支使下,逮捕了龚泽然、陈国清、王相廷等三位农协会员,激起了广大群众无比的愤慨。荣县县委指示,曾莱直接领导营救被捕农协会员的斗争。3月7日清明节,曾莱发动和组织全县成千上万的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手拿写着革命标语和红黄蓝白等各种彩色的小旗,从四面八方蜂拥入城,冲进县政府,找县知事讲理,要求释放被捕的三位农协会员。县知事刘承仕吓得从后门逃走。农民在气愤之下,把一个姓左的团正,错认为县知事而打了一顿。反动驻军开一连人前来镇压,但枪还没有打响,敌军连长就被愤怒的群众拉住了,吓得他连忙赔礼道歉,说好话求饶,并调走了军队。后来由县府的一个师爷出面,答应放出三位被捕的农协会员。农民协会提出:“不仅要释放,而且要挂红放炮,洗刷名誉”。县政府也都被迫答应。当天就放出了这三位农协会员,并县且挂了红,放了鞭炮。接着;农民群众在县城的四大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反对无理逮捕农民”!声震全城,曾莱头上包一块布帕子,背上背一顶斗蓬,夹在农民群众的队伍之中,指挥一切行动。最后他还在南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农民加强团结,继续斗争。

                              在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后,敌人下令悬赏逮捕曾莱。他只得离开旭阳中学,以小商贩为职业掩护,深入乡间隐蔽,专作农运工作。1929年5月25日,双石乡的几千农民在县委书记程慕仁领导下,开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赵炳江、张树安。斗争大会正在进行时,县知事江载英亲自带领几十名武装军警来镇压,当场打死打伤农民二十多人。这时,曾莱正在威远县五里浩率领群众打毁残酷剥削农民的斗。他闻讯后即化装成捉黄鳝的农民,在伪军警森严戒备下,潜入双石乡场上,调查了农民被镇压的情况,研究布置对死难和受伤群众的善后工作,整顿队伍,鼓励群众继续斗争。这次惨案,使曾莱更深刻地认识到:土豪劣绅和反动政府是蛮不讲道理的。必须武装农民,向军阀地主武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敌人把曾莱当作“心腹之患”,几次派兵包围他家进行搜捕,并派便衣到处追缉。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和保护下,他每次都机智地化装成农民,利用帮人犁田、车水、挑炭、打谷子等方法,巧妙地避开了。敌人逮捕不到曾莱,二十四军旅长余中英就托赵熙(清朝翰林学士)写信劝说曾莱,只要不革命,“愿意委任他当县征收局长”。曾莱对此非常气愤,回信把余中英痛骂了一顿。二十一军顾问刘督存,曾是曾莱荣县中学的国文老师,与曾莱师生关系较好,特约曾莱到他家谈话,对曾莱说:“不要去干那个农民协会,跟我去二十一军,我保险帮你找个事做”。曾莱也婉言加以拒绝。后来,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调曾莱离开荣县。

                              (五)

                              1929年秋,中共自贡特别区委调曾莱任内江县委书记。他到内江后,就领导党的同志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在杨家、石子、观音、白合、平坦、新店、高梁等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共发展会员二千多人(户);并派党员周治中、闵跃山、唐爵廷等领导农民协会。

                              当时县委决定,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开展秋收抗捐斗争,以继绝地方反动武装的经费,削弱、瓦解封建势力豢养的五个中队兵力。在曾莱直接领导下,秋收抗捐斗争从群众基础较好的杨家场开始了。1929年10月7日,杨家乡农协负责人在曾莱带领下,向县政府和团练局提出免收五亩以下亩捐(每亩六升谷子)的要求。团总不准免。曾莱就组织杨家乡农民二千多人,加上石子、白合等五乡农协代表二百多名,共约三千多人举行游行示威,沿途贴标语、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当游行队伍经过三圣宫团练局时,顺势涌了进去。团总江庆会、刘则民无法阻挡,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答应了免收五亩以下的亩捐。可是过了几天,反动的魏知县带人来乡压制群众。曾莱便穿起毛蓝布长衫,戴上瓜皮帽,以农民代表身份与县知事进行说理斗争。结果县知事理输溜走。几天后,内江县政府又贴出告示,要继续征收亩捐,并且强词夺理地写着:“亩捐是办团(练)专款,民国八年以来,无人请免。今杨家乡农协请免五亩以下亩捐,恰合共产党入党资格……”。以此欺压农民。曾莱立即于11月13日和14日,召集了杨家乡农协执委和组长会议,商讨对策。18日,曾莱亲自写了“杨家乡农协第一次质问书”,据理向县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在短期内明白答复”。质问书严正写道:“知县说(指告示)五亩以下农民恰合共产党入党资料。内江县五亩以下农民何止十万家,还有佃农、雇农及无产工人,都是共产党吗?你要保护绅粮,剥削工农,尽可直截了当的说,何必拿共产党来压我们……”

                              为了配合抗捐斗争,县委决定从杨家乡收支员周俊卿贪污团练经费打开缺口,进行合法斗争。成立了以农协会为主体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清算委员会,组成查帐团,依法向区、县和省有关当局控告,并通过旅省同学会、同乡会,在成都散发铅印传单——“快邮代电”,揭发周俊卿贪污事实真相,取得各界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的同情和支持,逼得内江县长郑良、团练局长李汉文,指派区团总陈书元于12月22日到杨家乡督促查帐。当天,曾莱和县委的同志一起,组织农民三千多人,齐集关帝庙内外,等候查帐结果。当陈书元宣布:“收支差额没有一千五百多石”,与农会查帐人员公布的数字不一致时,双方发生了争执。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周俊卿吞食农民血汗”、“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这时,在戏台上的团丁大队长夏廷光竟口出恶言,大喊:“你们是对的敢上楼来吗?被激怒的农民就一齐奔上楼台,因人多压力重,无意中将戏台压垮,楼上楼下均有人受伤。于是更加激怒了群众。平时耀武扬威的陈书元和团丁,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个个丧魂落魄地逃跑了。吓得面如土色的周俊卿”,由团丁背回藏在镇公所天花板上。接着曾莱组织农民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周俊卿”、“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沿街张贴标语和内江东区六乡农协署名的《告农工书》。队伍散了以后,曾莱在文昌宫内召开骨干份子会议,决定在这次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民运动推向深入。尔后又连续几次利用逢场天,组织农民游行示威,使抗捐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曾莱和内江县委领导的杨家乡农民秋收抗捐斗争,因规模大,参加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对全县以至四川全省,都有较大的影响。

                              曾莱在领导内江农民运动中,善于向群众做宣传工作,逐步提高农民觉悟。例如他在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后亲自编写的“春”、“夏”、“秋”、“冬”农民四季苦的歌谣,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真实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农民终年劳累,受尽剥削压迫的悲惨情景,富于启发农民的革命斗争精神。这首歌谣的内容是:

                              “春”:春来百花开满林,米口袋撇紧,无心去观春。工农同志要谋生,军阀应打倒,土豪要肃清。同志们,下决心,努力前进,革命大功,即将告成。

                              “夏”:夏日田中谷子黄,拌桶乒乓响,可望吃芒芒。背时军阀真堪伤,捐款多花样,催兵如虎狼。挑黄谷,折苛捐,五拖六抢,看着看着,抢得精光。

                              “秋”:秋来桂花满园香,军阀又打仗,人民遭大殃,丘八爷,下四乡,挑抬拉汉子,陪睡拖女娘。倘若不依从,要扳要犟,钢枪一响,命见无常。

                              “冬”:冬日天寒雪花飘,年关已将到,心里又慌又焦。儿啼饥女号寒,衣服当完了,红苕没一条,债主家中逼,如何是好?起来革命,才有下场。

                              这首“农民四季苦”歌谣深受农民喜爱,曾在内江农村广为流传。

                              曾莱除领导农民运动而外,还亲自领导过学生运动,支持内江中学校长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在内江中学实现了学生自治和有权选择教师的进步要求,并在校内建立了进步团体“青新社”。

                              (六)

                              1930年,四川军阀刘湘竭力利用叛徒破坏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和刘湘防区的党组织,多次遭受叛徒特务的破坏,损失不小。叛徒特务猖獗,党的活动非常困难。中共四川省委为了保卫党的组织,特调曾莱由内江到重庆工作,并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派余宏文打进刘湘的二十一军特别委员会(即清共委员会)当秘书,潜入敌人心脏,去做打击叛徒罪恶活动的工作。在较长的时期内,省委通过曾莱与余宏文联系,协助余宏文搜集叛徒反共活动的情况,重点打击对党危害最大的叛徒,分化瓦解其他叛徒。他和余宏文互相配合,很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敌人,保卫党组织的光荣任务。

                              当时,在重庆的叛徒以张宣、宋一禾、黄婉香、黄婉秋、钟恩吉、黄纯五等人,对党的危害最大。曾莱和余宏文、周云方等共同努力,周密而又勇敢机智地把黄纯五打死在街上,随后又把钟恩吉打死在黄沙溪,接着又把黄婉香姐妹打死在她们家里。经过这样几次成功的惩罚性打击,使叛徒惶惶不安,心惊胆颤,不敢再放肆地追捕共产党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有一次,合川中心县委书记曾海元刚到重庆,要向省委报告工作,但不知道重庆寮叶苍省委机关已遭叛徒破坏,故写信约省委负责同志于次日午后某时在绣壁街一家茶馆接头。这封信被叛徒得到后,二十一军特别委员会特务便按时到乡壁街这家茶馆的两头,等着逮捕曾海元。在这紧急关头,省委再三考虑如何营救这位同志。因为到敌人虎口里救人,很难把人救出来;去救的人反而可能被老虎吃掉。因此选派的人必须忠实可靠,机智勇敢,既认识叛徒,又不为叛徒所认识。最后,省委决定派曾莱与江银和去。他俩抱着舍已救人的崇高品德及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的精神,欣然前往。他们分开在绣璧街两头,距叛徒稍远的地方等候曾海元。过了一阵,曾莱果然看见曾海元皮肤晒得黝黑,身穿破蓝布衫,脚穿草鞋,肩上挂一个卖雪花膏的箱子,打扮得完全象一个小贩,朝绣壁街走来。曾莱从容不迫地迎上前去,先递了一个眼色,然后小声叫道:“快往回走”。就这样,在曾莱机警镇定的保护下,曾海元才得以脱离虎口,另约时间同省委接好头以后,完全地返回合川工作岗位去了。

                              1930年冬季,曾莱接受党的指示,通过社会关系到云阳县警备队当大队长,准备掌握地方武装,待机武装暴动。后被二十一军清共委员会有个叛徒知道了,准备报告反动军阀逮捕他。省委通过余宏文取得这个紧急情报以后,立即派人赶到云阳警备队,通知了曾莱。曾莱当机立断,借口上街玩玩,迅速离开了警备队,找一个偏僻地方,化装成小商贩,离开云阳,根据省委指示连夜转到梁山工作。

                              (七)

                              1931年春天,梁山中心县委成立,领导梁山(今梁平)、达县、开江、宣汉、万源、大竹等县的革命运动。曾莱任中心县委书记,王希伯(合川人)任组织部长,杨锡容(江律石门人)任妇女部长,蔡奎为县常委。陈老三(顺庆丝厂青年工人)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以往,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四川各地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城市党的组织也相继遭受破坏。党内同志纷纷提出疑问:“为什么四川暴动一次,失败一次?”对于这个问题、曾莱根据他四年多革命斗争的切身经验,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农民斗争相配合:而荣县、内江农民运动也再三证明农民斗争必须武装起来。再加以重庆的省委机关和梁山中心县委设在城里的机关屡遭破坏,都说明党的领导中心在城市很难立足。从而使曾莱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在曾莱的倡议下,梁山中心县委决定在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以南岳场为中心的百里槽一带为据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激烈斗争,终于在虎城寨、南岳场、大树坝一带建立了赤色区域。在纵横百余里的赤区内,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反动政权虽然未完全推翻,但在许多方面为农民协会所代替了。工农红军虽然尚未建立,但用刀矛武装的农民赤卫队组织比较广泛。并且邻近还有王维舟、易心谷、蔡奎等领导的装备较好的三个游击队相配合。因此,地主豪绅逃出赤区以后,不敢再来收地租、派捐款;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不仅晚上不敢来赤区,白天队伍少了也不敢轻易进犯。

                              曾莱提出在梁山、达县交界地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根据地,积极准备建立和扩大工农兵政权,是以他周密地分析当地的客观形势和充分发挥主观力量为根据的。他认为:第一,1930年秋,四川省委在梁山虎城寨、南岳场等地发动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失败以后,当地群众受到军阀地主极其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更加深了他们的阶级仇恨。这是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有利条件。残酷的现实教育了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要斗争,不能不武装起来,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第二,军阀地主在经济上对农民的剥削,随着政治上的加紧压迫而更为严重。刘存厚管辖的地区内,一个月便要征收一年的粮税;王陵基管辖的地区内,也是一年征收好几年的粮税。加以地主加租、加押、加息,土豪劣绅强迫摊派苛捐杂税,多种剥削逼得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和下中农很难维持生活。因此,军阀地主同广大农民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锐。第三,虎城、南岳一带,农民运动的基础好,直接受到过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的革命影响。当这支游击队失败后,虽然遭受反动派疯狂的屠杀镇压,但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许多游击队员仍然回到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和新的游击队员。第四,以南岳场为中心的东山百里槽一带,两边是高山,中间是狭谷,地形险要,又是军阀王陵基、刘存厚防地的交界地区,他们彼此之间矛盾很多。同时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也不少。便于利用矛盾,扼险固守,依山游击。总之,曾莱认为,这个地区从政治、经济以及群众基础、地形条件等方面,都是进行游击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区域。

                              曾莱基于对梁山虎南地区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以上分析,认识到在这里开辟红色区域工作是艰苦的,前途是光明的,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大有可为的。当时省委派程子健到梁山巡视工作,在南岳场听到了曾莱的汇报,认为他对主客观条件看得很清楚,建立革命根据地充满信心,对每项斗争的布置很谨慎、踏实。省委根据程子健的报告,完全同意曾莱的方针和计划。

                              曾莱采取了各种灵活的方式领导农民运动。1931年春,中心县委刚成立时,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并紧密结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开展经济斗争。5月1日,发动和领导农民在南岳一带开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游行示威,鼓动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秋收时,组织贫农团、雇工会,作为农民协会的核心,领导贫雇农进行撬谷斗争。有组织的发动贫雇农,晚上到地主的田里,收割成熟的谷子,分给贫苦农民,再用农会名义给佃农开个收条,以对付地主。经过广泛的“撬谷”斗争,农民觉悟不断提高以后,又进一步以游击队为骨干,领导农民进行公开的破仓分粮斗争,发动广大农民到虎城寨、南岳场的胡映堂等大土豪家里去挑谷子。在开仓分粮斗争中,土豪劣绅竭力反扑,用武装镇压农民。游击队便团结农民,用武装自卫,给最坏的恶霸地主以有力的打击,处决了南岳场一个姓李的大恶霸。于是,大大增长了农民的志气,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对雇工增加工资的要求,也由农民协会仲裁解决。

                              在武装斗争方面,曾莱等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针。分散便于联系群众,掩护自己;集中便于打击敌人,壮大我党声威。如果敌军白天大批来到赤区,就采取兜圈子的办法,依靠妇女会员、儿童团员了解和报告敌人动向,中心县委的同志和游击队员就在敌人背后转来转去,使敌人找不到、打不着。如果来的是刘存厚的军队,便到王陵基的防区隐蔽;如果来的是王陵基的队伍,就到刘存厚的防区躲藏。如果来的敌人少而分散,或者晚上来,便伺机集中力量袭击敌人。当时赤区附近的土匪也不少,曾莱采取互不侵犯政策。土匪要过境,必须向农民协会办理手续,并保证不侵犯赤区,才让他们过境。如果土匪不办手续,或者办了手续过赤区的时候扰乱农民,进行抢劫,游动队便和农民赤卫队一起出击,有几个最坏的土匪头子,就曾遭到打击和镇压。因此,土匪也不敢在赤区骚扰。

                              (八)

                              曾莱在领导梁山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对外部的公开的敌人是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是不怕艰险、勇往直前、机智灵活、善于斗争的。但对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却缺乏实际斗争经验,防范措施也不严密。1931年秋季,正当梁山赤区的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他不幸被隐藏在中心县委的内奸份子金方勋、吴光辉暗杀在施家河,尸体被埋藏在梧桐树下,他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曾莱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迹,给荣县、内江、梁山和四川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人民都深深地敬佩、怀念着他。

                              WEILEBIAOZHANGCENGLAIDUIGEMINGSHIYEDEZHUOZHUGONGXIAN,ZHONGYANGRENMINZHENGFUHEMAOZEDONGZHUXIZAI1957NIAN12YUE23RI,JICENGLAIBANFALE“GEMINGXISHENGGONGZUORENYUANGUANGRONGJINIANZHENG”,BINGFAJIJIASHUFUXUJIN,YIZIJINIAN。(PENGDACHENG LIUZHIXIANG QIULIANGNENG)

                            责任编辑:蒋燕

                            蓝洞棋牌官网送3金币---首页_Welcome 靠谱的棋牌---首页_Welcome 百胜棋牌---首页_欢迎您 叮叮棋牌抓红三---首页_欢迎您 我才是棋牌下载---HOME_Wel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