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斗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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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烈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厅里,悬挂着一张珍贵的照片。这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小平于1924年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坐在前排的左起第二人便是傅烈。

                                  (一)

                                  傅烈,原名傅见贤。化名贺德、贺泽、喻伯凯。1899年8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家庭。其父傅善庆,在镇上开办“傅启顺米栈”,经营大米,兼营油盐杂货,并代办邮政,以维持小康之家的生活。

                                  傅烈启蒙于“傅家书院”。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幼学》之类的书。1904年入上顿渡龙津小学堂学习。190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五年修业期满后,父亲送他到九江的“德茂米店”去当学徒。傅烈不愿意学做生意,自己寻找职业,在九江的高志模范小学任教一年多。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教书期间,刻苦学习。1917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

                                  南伟烈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教会学校,也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利用宗教麻醉中国青年一代的场所。入校后,傅烈认真学习各门功课,特别注重学习英语,同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一些进步青年,思想认识有所变化。他在寄给家里的信中,就表达了对于黑暗腐败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我甚为讨厌学校里基督教的祷告仪式,大小‘礼拜’,也看不惯那些见到洋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憎恨那些在租界上横行霸道的洋人。”

                                  从信件和谈话中,父亲逐渐察觉到儿子“意欲四海”,为了让儿子早日传宗接代、兴家创业,遂于1918年冬中断了傅烈的学习生活。1919年农历3月5日,傅烈与陈彩蓉结婚。

                                  陈彩蓉是一个新女性,毕业于临川县毓灵女子学校初中。婚后与傅烈情投意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傅烈根据英语译音将妻子的名字改为“陈才用”。并且告诉她,自己也改名为“傅烈”,就是将来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来的意思,这对青年夫妻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傅烈的父亲为了让“米栈”更加兴旺发达起来,通过熟人的关系,于1919年5月又把傅烈送往上海吴长泰机米厂去做学徒。

                                  (二)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的一页。傅烈一来到上海,就被这一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深深地触动着,影响着。他不愿意也无心在吴长泰机米厂做学徒,而是和上海的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刚刚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久,他参加了留法预备班的学习。1919年11月,他拍电报请求父亲准备三百元旅费,并写信回家表明自己去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

                                  父亲接到傅烈的电报和信以后,气得摇头叹息:“要飞了,我等于白生了这个孩子。”表示决不同意儿子出国求学。傅烈12月回家过年时,父子俩大吵一场,一分钱也未拿到。好在陈才用已经暗暗地卖掉陪嫁的五亩田和自己的手饰。凑齐了三百元。元宵佳节一过,傅烈立即动身返沪,作出国的准备。

                                  1920年5月9日中午十二时,傅烈登上去了法船“高尔提来号”准点起航。他站在甲板上,向着码头送行的人们含泪挥手,告别了祖国和亲人。

                                  这是第十二批学生赴法,人数很多,条件极差。舱内地方狭小,空气污浊,饮食粗劣。于是,第二天开会,“选举赵世炎、傅见贤(傅烈)等十余人组成‘航海自治团’”。

                                  赵世炎和傅烈等自治团成员,积极为大家办事,圆满解决了“改良饮食,打打卫生,照料病人,看守舱内,供应茶水”等许多问题,并且组织了“学术谈话部、法语练习部、音乐部、新闻部”。由于他们的有效组织和合理安排,把“刚刚离开祖国的一百多人,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中,作有秩序的生活”;“直把一团愁闷的空气变为十分兴趣了”;使大家“精神上得着许多愉快。”

                                  “高尔提来号”从上海起程,历时四十天,航程三万里,于6月15日到达法国马赛港。16日夜11时到达巴黎。傅烈和“自治团”成员,又协助前来接待的巴黎华侨协社招待员,做好搬运行李,填写学生履历表,报告分布之学校及姓名。最后,他才乘车前往“刚福朗司公学”就读,后转入“蒙达尔男子公学电机科”学习。

                                  留法学生大体分为官费生、自费生、俭学生、勤工俭学生四种。傅烈属于勤工俭学生。他一方面在哈弗乐工厂作机械工,一方面在蒙达尔公学补习法文,学习电机专业知识。

                                  1920年2月,李维汉、李富春等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次年八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傅烈是第一批成员。九、十月间,傅烈参加了经蔡和森赞助,李维汉在蒙达尔中学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会议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蔡和森用纸抄好的贴在会议室墙上的《共产党宣言》。在热烈的辨论中,傅烈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

                                  1921年,进步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了争取学习、工作、生活等权利,发动了“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三次重大斗争。每次斗争中,傅烈都和同学们一道,站在运动的前列,冲锋陷阵,同迫害和镇压勤工俭学学生的陈箓、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和法国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激烈的斗争实践,锻炼和考验了他,促成了他的新觉醒。在斗争中,傅烈又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李维汉等一批共产主义者,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使他逐步地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确立了对共产主义信念,也明确地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傅烈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1923年2月,“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选出了新的五人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傅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的支部书记、旅欧总支部的成员。1924年,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从1923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10月间,傅烈和聂荣臻、蔡畅、饶来杰等二十多人到了列宁的故乡。

                                  (三)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的革命熔炉里,傅烈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理论水平,增长了斗争才干。1925年夏,傅烈奉命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

                                  第三军是在军阀部队滇军基础上改编的军队。为了有效地改造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刚从苏联回国)和傅烈共同商量,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委派新来的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全军各团、营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各级党代表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二、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三、定期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他们新从苏联回国,带来了苏联红军的优良作风,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部队,很快促使该军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5年10月间,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进犯西江,直至江门,危及广州。为了铲除障碍,巩固革命根据地,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统一广东全省,进而北伐的宏图,第三军奉命出师南伐。朱克靖和傅烈一方面帮助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和群众做宣传工作。傅烈总是带领政工队随同先头部队行动。他们每到一处,不顾劳累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革命军队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的严明纪律。官兵英勇作战,又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援助,12月20日,一举攻克琼州城(海南岛)。邓本殷泛舟而逃,其余残部均经收编缴械,取得了南伐的伟大胜利。

                                  1926年春,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中共两广区委立即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对策。会上,区委书记陈延年委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傅烈组织一个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

                                  接受任务后,傅烈带领一个情报小组,奔跑于广州、黄埔、东莞、石龙之间。他有时西装革履,出没于茶楼酒馆;有时戎装佩带,进出于军港要塞;有时青衣小帽,往来于平民百姓之家。他充发发挥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和集体智慧,搜集到了许多有关方面的情报,一一报告区委,为区委正确判断形势和确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包围了第三军政治部。傅烈当即领导政工人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朱克靖和朱培德正在陪同外国顾问视察部队,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发展。事后,傅烈和朱克靖据理力争,迫使朱培德忍痛撤了熊式辉的职务,并对政工人员进行了慰问。

                                  (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三军进驻攸县、礼陵地区。9月5日,第三军向萍乡守敌唐福山部进攻,唐部不战而退。第三军跟踪追击,六日占领萍乡,7日占领安源,12日占领宜春。其后,猛攻高安,18日占领该城后,乘胜进逼南昌。

                                  进军中,傅烈和士兵同甘共苦,带领政治部的宣传员打前站,宣传北伐宗旨和军队纪律,明确申明不勒索给养,不拉夫派役,不强占民房,买东西照价付款,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标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军纪律严明,官兵政治目标明确,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群众夹道欢迎。据当时报载:“革命大军到处,民众相望于道,麻市等地更鸣鞭炮欢迎,设备茶水之处尤多,馈送饭食者亦复不少。”“当麻岭之敌未退时,民众蹲坐在近山侧,愿为革命军引路。”“萍乡之敌未退走时,曾由民众截获其步枪若干支、子弹百余箱,均呈缴我军军部”。“旋又造出革命大军早晚必至之空气,而唐逆遂不战狼狈奔走矣”。在攻占宜春时,同样得到宜春人民的积极支持。“民众因欢迎我军太早,适逢该军(指敌军)败退,致被敌人枪杀数人。”“人民极力帮助我军,乡间则备土枪土炮助威,或准备截击;城市则协同捕获俘虏枪械,又各家设备茶水一缸,以饷我士兵”。这种种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

                                  10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向牛行车站出击。该处有军阀孙传芳的四个混成旅把守。第三军七、八两个师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双方伤亡很大。敌人为使我军在城外无处隐藏和切断群众的支援,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四百余人,用水龙头注射煤油、硝磺等放火,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等商店民房尽行烧毁(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被烧毁);与此同时,敌军后续部队又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源源开到。第三军只得作战略上的暂时撤退。这时一些旧军官争先逃命,一时队伍纷乱不堪。傅烈和朱克靖领导政治工作人员,挺身而出,指挥部队,才稳住阵脚。事后,军长朱培德感叹地对他们说:“我这班军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现在看起来,还有点不如你们那班青年学生。”

                                  11月8日,北伐军再次攻下南昌后,第三军留守江西。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仍兼任第三军政治秘书。11月,中共江西地委升级为省委,刘九峰为书记,傅烈为组织部长并负责军事。在第三军军内,傅烈是党的支部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的活动是公开的,而组织是秘密的,所以,傅烈在党内的职务没有公开。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傅烈的爱人陈才用从广州迁来南昌。傅烈一家和李富春、蔡畅同住建得观14号。这为他们一起商量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久,陈才用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傅锡荣。

                                  1927年5月,傅烈调党中央军委工作。

                                  (五)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根据四川“三·三一”惨案发生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书记杨闇公、组织部长冉均等)被杀害,干部星散,机关瘫痪,工作陷于停顿的现状,决定派傅烈、钟梦侠、周贡植、刘大元和刘披云五人去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7月中旬的一天,傅烈在中央的一个机关所在地,召集周贡植、刘披云、刘大元、钟梦侠四人开会,说明了党中央的决定,讨论了工作计划,商定刘披云留下等“八七”会议文件,其它四人分别到重庆,在钟梦侠家里接头。

                                  一路上,傅烈动员散失在武汉、宜昌等地川籍同志返回重庆。在宜昌,胡平治和陈翰屏等碰上傅烈,询问武汉的情况。傅烈说:“武汉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了。你们到武汉、回四川都可以。到武汉的可开介绍信,回四川的安排工作”。听了傅烈的亲切谈话,许多人都乐意返回家乡闹革命。

                                  抵达重庆,傅烈就在神仙口街一个小院子里,建立起临时省委机关。为了安全,他们装扮成一家人:傅烈是大哥,周贡植是二哥,朱挹清是老三,童文玉假称是大嫂,贺学礼则住在小院最外边的一间小屋里,担任瞭望任务。

                                  傅烈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迅速打开了四川工作的局面。

                                  第一、1927年8月中旬,建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9月,召开临时省委第一次会议。第一天,由刘披云传达“八七”会议文件。参加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中央紧急会议的各项决定。第二天,傅烈主持会议,决定两件事:一是分工,傅烈任书记;二是派人到各地清理和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展党的工作。

                                  10月13日,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贯彻中央紧急会议决议以及中央对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22月,四川临时省委通告各地党部和全党同志,贯彻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25日,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一号,对过去党内的思想倾向和组织上的散漫现象提出批评,并作出了纪律规定。

                                  第二、为了充实省委力量,任周贡植(留法学生)为组织部长兼管“农运”,刘披云为宣传部长,牛大鸣(武汉农讲所毕业)为秘书长,郑鼎勋(四川学联主席,出席全国学联会代表)负责“学运”并协助搞“工运”;把号称四川才子的张秀熟和青年知识分子任白戈调省委工作。

                                  第三、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建立了“新旧党员详细填表,严格审查的制度。规定每周填写生活报告表,包括思想意识、革命活动及学习情况,向上级汇报,取得了上级指示和适当批评”。这种严格的教育制度,很快地消除了党内的悲观、动摇情绪,巩固和发展了全川党的组织。

                                  第四、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宣传、组织和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10月,临时省委下发了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学生运动决议案》。傅烈强调:“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迫切的急待我们去领导,更要我们加紧工作,立即快马加鞭做去”,开展“各种斗争,爆发不论大小的群众武装斗争,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

                                  第五、开展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傅烈认为:“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尤其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唯一武器。过去苏俄曾以此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亦善于利用此唯一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他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亦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摇动游移的广大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吸引他们,使其热烈的来参加土地革命。

                                  1927年10月27日,临时省委党内刊物《四川通讯》在重庆创刊,每期分两部。第一部刊登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指示、通告,以及省委编写的政治通讯、宣传材料;第二部刊登中央通告、决议、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

                                  傅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气魄,雷厉风行的作风,把四川一时处于停顿状态的局面,迅速地扭转过来了。

                                  (六)

                                  1928年2月10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的家里,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代表都是临时省委指定的,有来自成都、重庆、川南、江津各地,团省委负责人列席,总计二十余人。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亲自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以前称四川地方委员会)。选出刘愿安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为后补代表(未出席六大)。会议选出省委组成人员是: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烈,组织周贡植,宣传刘披云。秘书长牛大鸣,委员张秀熟、郑佑之、刘成辉、周敦婉(女)。

                                  《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共计一万八千多字,分为十六个部分,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及暴动的旗帜、口号、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明和明确的规定。

                                  川东特委根据临时省委的指示,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一带建立赤区。这里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肄业上海同济医学院,旋而赴北平,由沪返川,家俊时已蓄须”。他在五四运动后,积极宣传新文化,并创办进步刊物《萼山钟》。李家俊既有进步的一面,又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披着长发,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在万源、宣汉一带,颇有影响。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

                                  1927年底,傅烈了解到上述情况,派人利用旧的交情,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当傅烈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地挥着手说:“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把他们杀光!烧光!” 傅烈语重心长的说:“革命不能单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李家俊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后来,他十分感慨地说:“这两年,我象一个迷失了道路的人,不知往那里走。现在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他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1928年春,在万源城南固军坝宣布起义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几个月时间,李家俊率领的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象雨后春笋一样暴发起来。

                                  (七)

                                  根据工作需要,傅烈的爱人陈才用也从江西来到重庆,住在响水桥21号楼上。陈才用初次来渝,很想夫妻俩一同看看山城风光,可是,对傅烈来说,一分一秒的空闲也是难得的。1927年腊月三十夜,外面爆竹声声,灯火通明,家家都在过年了。陈才用一个人坐在屋里感到非常烦闷,等到好晚傅烈才回来。陈才用深情地说:“要是在家里多好,锡荣孩子也会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话音刚落,傅烈低声说“墙上大衣袋里有一封信,你看看。”陈才用一看信,顿时悲痛欲绝,原来锡荣儿已在江西老家病死了。傅烈安慰陈才用说:“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会儿,你不要太伤心,要看远点。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都幸福。再说,我们还年轻,以后再生一个就是了”。傅烈就是这样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

                                  傅烈非常关心干部,也更加注意在实际斗争中考察干部。

                                  团省委书记彭兴道不经上级同意,自作主张,在团的组织机构内成立工农商部。任白戈以共青团川西特委的名义向团省委写报告,不同意这种作法。彭竟以反对团省委的“罪名“撤销了任的职务。傅烈经过调查,弄清情况后,把任白戈调省委任秘书。肯定任的意见是对的,严厉批评了彭兴道打击陷害同志的错误行为

                                  1927年冬,省委接到邻水县委要求举行农民暴动的报告。傅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任白戈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任纯如前往指导。临行前,傅烈对任白戈交待了任务和工作方法,并送给他一本《暴动的艺术》小册子。任白戈等人经过调查,发现邻水组织比较涣散,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也不高,根本没有暴动的武装力量和思想准备。邻水县委书记陈俊山要求暴动,完全是出于对敌人的切齿仇恨,凭个人血气之勇。因此,任白戈如实地向省委作了报告。这份报告,震动很大,遭到了一些同志的非议,有的甚至指责任白戈思想右倾,胆小怕死。傅烈认为:任白戈是否右倾,不能因他写了“停止邻水暴动”的报告,而要看他提出的问题是否合符事实。为了既不丧失良机,又不盲动蛮干,傅烈又派危直士和刘愿安去邻水。经过他们再次深入调查,得出了与任白戈同样的结论。傅烈当机立断,指示邻水县委:“暴动暂不举行”。事后,表扬了任白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傅烈从各方面情况得知,涪陵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28年1月,他派彭兴道以特派员的身份去涪陵巡视工作。当时,涪陵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可是,彭兴道不但不协助涪陵县委组织暴动,反而公开进行阻扰,说:“我是特派员,涪陵县委接受我的指挥,我在内部反对武装暴动”。至使暴动无法举行。傅烈得到情况报告和涪陵县委对彭兴道的揭发,立即带领省委调查组前往涪陵,一方面帮助涪陵县委迅速举行武装暴动,另一方面调查彭兴道的严重错误事实上报中央。后来,彭兴道被撤职。

                                  傅烈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无所畏惧、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受到四川省广大干部的尊重和敬佩,消除了革命斗争中遗留的干部之间的一些隔阂,使大家都紧密地团结在省委的周围。至今还有不少同志对他记忆犹新。张秀熟说:“傅烈是一个有学问、有才能的领导干部。他对党忠诚,执行党的指示坚决,创建了第一届四川省委。”任白戈说:“傅烈处理问题英明果断,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对待同志亲热关心,但是讲究原则。”包惠僧说:“傅烈有风度、有魄力,接受任务愉快,完成任务出色。”郝谦说:“傅烈工作细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考虑问题周密。”朱近之说:“傅烈讲话作报告,把问题讲得非常明确,说服力强,他的革命热情令人佩服。”刘九峰说:“傅烈看问题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分析问题精辟透彻,他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朱挹清说:“傅烈热爱同志,艰苦深入。他知识渊博,说话道理深入浅出,语言诙谐风趣”。危石顽说:“傅烈很忠诚,是党的优秀知识分子。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但又不机械、盲动。”饶来杰回忆:“傅烈是江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首脑,也是我在法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刘披云回忆:“傅烈同志很有地方党领袖风度,善于团结干部,大家对他非常尊崇佩服。”

                                  (八)

                                  重庆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设好重庆市一级的党委,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对于减轻省委压力,让省委抽出力量抓好全省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傅烈为此而日夜操劳。他准备先召集重庆、巴县、江北的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有刚从武汉农讲所学习回来的陈仲瑜、袁兴信等同志),到磁器口高店子吁克猷家开会,先商量研究。会前,傅烈写信给吁克猷:“升堂:

                                  我们决定巴县同学来商议一下今后我们的事务,斟酌的结果,订在你那里举行。时间,正月初九、初十两日。我们是初九日早动身前来,但同学等大约在初八日即到一些,我们亦于初八日有一人来。同学来的有铜罐、同兴、龙风、静观、两路及城内外,总共约十七、八人。现请你注意的是睡处,或于附近同学家,或在场上栈房交涉。我们是来拜年的,你可做春酒。大约要于初十日午后我们才散。初十上午,请你通知你处全体同学来会一次。”

                                  经过紧张的筹备,建立巴县县委(即重庆市委)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的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

                                  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八号。这是刘湘部下师长郭汝栋的妹夫傅秉勋(当时是党员)的房子。他俩常住涪陵,楼房空着,只留下一个褓姆看守。于是就把它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有时还在那里开会。3月9日,傅烈、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下午二点,人尚未到齐,突然一伙警察闯入屋内。据当时报纸报导: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二名警察到该处收工巡捐。他们“见有人入内,即至呼喊,旋有庸妇答无人在家。巡察疑其有异,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乃呼开门,无人答应,只有人从窗内跃逃,当即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撞门而入,拿获青年八人。”当天下午又逮捕了周玉书、郑昌华(实错捕郑昌仕)、汪荣三人。事情发生后,成都收到电报:“三哥病故,信款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之谐音)。

                                  事件发生后,傅烈暗地联系一同被捕的同志,要统一口径,称作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3月10日下午敌人将他们移送卫戍部,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傅烈当即化名贺德、贺泽、喻伯凯,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狡猾的敌人,软硬兼施,用尽各种毒刑。“傅烈受刑最多、最重、最久。”“先用煤油灌进他的咀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姆指吊起来”;“姆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几次”;上顿板刑,又吊打,几次脱气。”傅烈受尽严刑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又醒过来,当敌人逼他的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在狱中,傅烈惦记着党和同志们,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士兵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还写了两封家信。一封信给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另一封信给爱人陈才用:“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狱中,傅烈教育同志们“要顶住,要象铁板一块!”他与士兵接触,“士兵也听他的话,还给他拿送衣服。官长不在时,他还细声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秘书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

                                  党组织不仅利用重庆的力量,而且通过武汉、南京、上海的力量,进行多方面的营救。但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个”的极端恐怖政策,经办此案的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21军政治部主任戴弁,竟突然将傅烈等九人判处极刑。傅烈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这连当时国民党的《国民公报》也不得不报道:“首点其所谓中央共党特派员贺泽(傅烈)者上,贺年二十余,身体甚伟壮,发长寸许,头圆而大,应点时到字特别声高”。“押贺泽、喻伯凯、傅烈等九名,出卫戍部,经新丰街,陕西街,过街楼,至朝天门外,该共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1928年4月3日12时40分,傅烈在朝天门外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同志们将傅烈的遗体安葬在重庆市南纪门外马家店大山垅(江西会馆)。

                                  不久,党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的李鸣珂和他的助手李觉民,怀着要为傅烈报仇的强烈感情,9月24日上午潜伏在斌陛街衙门口,等到12时,戴弁坐着四人抬的青纱大轿经过时,两人各持手枪,同时从轿背向轿内开枪,恰恰打中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心脏,惩办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WEILEBIAODADUILIESHIDESHENQIEHUAINIAN,ZHONGGONGSICHUANSHENGWEIWEIWENTUAN,YU1978NIAN11YUE5RIZHUANCHENGDAONANCHANG,QINQIEDIWEIWENLEFULIEDEJIASHU。LINBIESHI,WEIWENTUANFUZERENZHANGXIUSHUZAICHENCAIYONGBIJIBENSHANGXIEDAO:“SICHUANRENMINWUXIANHUAINIANSICHUANSHENGWEIDIYIRENSHUJIFULIETONGZHI!”(DENGLUTIAN XIONGSHAOKONG ZHOUMUGEN)

                                责任编辑: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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