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斗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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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顺起义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

                            来源:    时间:2018.1.26责任编辑:党史文献网频道

                            戴忠东   宋  键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杨闇公、刘伯承、朱德、吴玉章等四川共产党人,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为口号而领导和组织的泸(州)顺(庆)起义,有力牵制和成功震慑了四川军阀出川侧击武汉国民政府的妄动,大大推动四川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力图独立掌握武装的勇敢尝试和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范例。从中共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过程来看,泸顺起义是继中共工作重心由工农运动转移至军事运动、设立专门军事机构、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后的又一关键事件,是中共军事运动认识逐步深化并付诸实践的宝贵探索,是人民军队创建前最系统的准备和预演。

                              一、中共工作重心由工农运动向军事运动转移为人民军队创建提供了思想、政治前提

                              创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的弱小政治团体,主要依凭着一帮意气方遒的文弱书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动员劳动人民参加运动为中心工作。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完成了从政治团体向革命性政党跨越,政党规模和成熟度得到空前发展。1925年1月,中共党员人数尚不足千人(994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至57967人 ,同时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尤为关键的是,党在这个时期对军事运动的认识由浅入深,并逐步付诸实践,为后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早期热衷于政党政治,并未深刻认识到中国军阀政权的推翻,要靠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方可实现,幻想通过发动并组织广大的民众,或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直接行使国家中央政府权力,实行所谓和平政变;或“立起战争”,实行全民暴动,强制政权易手来推翻“军人政府”。因此,创建之初,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上: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倾尽全力组织了全国范围的两次工人运动并成功推向高潮,第一次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顶点,第二次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顶点。然而两次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虽然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气势如虹的阶级伟力,并取得了经济诉求部分得到满足的胜利,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撕下温情脉脉面纱后的联合绞杀和血腥镇压,只留下了林祥谦、施洋、顾正红等烈士和沙基惨案中战友们殷红的血迹。这让中共党人更加全面地认清了敌对势力的狰狞面目,他们逐渐懂得在工业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仅凭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要冲破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联手形成的反革命阵营谈何容易。幸而致力农运的沈玄庐、彭湃、毛泽东、李蔚如等共产党人传来频频捷报。他们领导下的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湖南衡山、四川涪陵等地的农民运动逐步兴起,如火如荼,以势不可挡的态势昭示了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不容小觑的雄厚力量。农民协会的迅猛发展加上党对民团武装的争取和改造,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对封建军阀反动势力的强力震慑和冲击,但同样无法在农村彻底瓦解桎梏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

                              一次接一次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在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仍旧无力回天。究其根源,中共在北伐时期组织的尚属业余性质的工农自卫武装(即工人纠察队和农军民团)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没有严密的指挥和组织系统,补给能力严重不足,作战装备异常低劣,根本无法抗衡封建军阀手中掌握的正规武装部队,要与之进行两军对垒式的生死搏杀毫无胜算,往往是一经正面冲突就优劣尽现,胜负立判。屡遭无情镇压的工农运动迫使中共另觅他途,以期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中共的视野和工作重心不得不逐步转向军事运动和军事工作,这为中共领导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政治条件。

                              二、军事运动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军事骨干力量的培养为中共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实,也有个别中共领导人对创建革命军队很早就有过较为深刻的思考,如周恩来1922年就在《少年》第6号上提出“真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但个体认识转化为政党的群体认知特别是付诸行动却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与风起云涌的工人、农民运动相比,中共的军事运动明显滞后。中共首个军事工作领导机构(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已是1924年11月的事了。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二中扩大会议才决定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军事部”,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他们都应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 幸好中国共产党抓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创办黄埔军校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力培植自己的军事骨干力量,自此开始了掌握和影响革命军队的探索。一方面,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大批党内精英如周恩来、包惠僧、邵力子、熊雄、张申府、鲁易、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等,参与黄埔军校创建、思想政治、军事教学等工作,并在黄埔军校建立由广东区委军委会领导的特别支部,以加强党对军校学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鸡生蛋”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力量。192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第62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要高度重视选派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事宜,后又多次强调并分批组织实施。仅第一期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向前等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些骨干力量在后来的北伐实战中都有不俗的表现,绝大部分也成为了创建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

                              在北伐的过程中,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猖獗抬头。中共发现与这个渐行渐右的盟友越发难以相处了,他们始终在严密防范中共想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来改造国民革命军的意图,并不断制造事端以阻止中共获得对北伐部队的直接军事指挥权。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的《整理党务案》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新右派势力集中打击压制中共的阴谋。显然,在国共合作旗帜下通过改造国民革命军来掌握和独立领导自己的革命武装此路不通了。国民党内右派叛变革命的态势日趋明朗,照此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国民党右派会向自己的兄弟举起屠刀的,中共不得不反复思考着该如何应对这个随时可能翻脸的盟友。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党后首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明确了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需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 在这个决议案里,中共中央较为全面准确地分析了过往不重视军事运动的缺点和开展军事工作的局限,“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运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最近本党同志虽然注意军事运动,却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办法,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表示未能了解本党目前军事工作的责任,和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的意义” ,并明确提出了以后军事运动的方向,“此后应设法在反动军阀的军队中,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兵士支部,并与士兵群众发生关系,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 ”可惜此时的中共依旧把军人当作社会阶层的一部分,认为从事军事运动只是为了扩大国民革命影响于“军人”,意图分化军阀阵营;或者争取某些军阀首脑人物对民众运动的中立、同情,甚或予以某种支持,直接加入国民革命运动的行列。这些认识直接导致中共放弃了对革命武装领导权的争夺,也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已成立专门军事领导机构并具有一定数量军事骨干的中共,初步具备了创建自己独立领导掌握武装的基本组织条件。

                              三、应运爆发的泸顺起义为中共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机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伴随着对军事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入,加上黄埔军校及北伐战争中军事骨干力量得到了培养和锻炼,中共希望并迫切需要有一次机会来独立领导武装暴动,以期获得相关经验。泸顺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军队的创建是一个异常复杂和艰难的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之功根本无法取得立竿见影之成效。囿于当时的力量、经费和形势,中共不可能招兵买马另起炉灶组建新军,只有走捷径,即通过改造旧军队来转化军阀武装为自己的革命武装,以达到短期之内成建制地掌握军队领导权,并在关键时刻能有效防范并反制新兴国民党右派势力叛变革命的目的。恰在此时,群众基础扎实、军事运动取得初步成效的中共重庆地委跃跃欲试、主动请缨,让中共中央决定在四川新硎初试,即便达不到预期效果,至少也可在革命运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分化川军军阀,牵制和震慑这些北洋军阀旧部出川侧击武汉的妄动,有力配合北伐,并为日后创建并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积累相关经验。

                              1926年8月,中共中央收到重庆地委呈送的《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报告》。经过深入调查后形成的这两份报告详细分析了四川军阀各派系的军事实力、政治倾向,以及中共在各部队的工作基础等。重庆地委认为川内不少军阀左倾,党已掌握和影响一定的武装,策动部分川军起义分化瓦解各派军阀条件日趋成熟。为促使中央早做决策,重庆地委先后于8月初派吴玉章、刘伯承,9月初派童庸生赴上海当面向中央汇报工作,明确提出想利用朱德、刘伯承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的有利条件,“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的战略构想,恳请中央批准。童庸生还对四川党组织掌握和影响的武装进行详细报告:“川中军队属于我们的武力及可能影响的左倾分子有以下各部:我们的武力:秦汉川(三)旅长,驻南充,有枪两千余,属何光烈部(秦为湘人)。黄慕颜旅,驻合川,有枪两千余,属邓锡侯部。左倾的:……” 并将重庆地委初步拟定在顺庆、泸州、合川发动军事起义的方案呈交中央以供决断。

                              中共中央立即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对四川的书面报告及吴、刘、童的当面汇报进行了讨论,并于8月23日和9月10日对四川中共组织进行回复。在回复中,中央尽管坦陈“我们自然很希望川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但这不是勉强能够速成的” ,却认为重庆地委对四川形势的研判过于乐观,指出川中各军阀倾向革命与进步是表面现象,本质是投机的,不是真革命的,“此种派别均为一时势利之结合,可以随各个人当时之利害关系朝合夕变” ,“倘若我们把这般人看得太高明了,过于责望他,过于信赖他,都要发生很大的危险” ,因此对军阀必须始终保持必要的戒备和防范。综合分析各方面要素和权衡利弊之后,中央也认为“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希望“我们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的运动”,“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种新的力量”, 因而决定同意重庆地委的请求和起义方案,虽没法完全满足四川同志增益军饷、器械之请求,却同意从干部、党的工作经费等各方面对重庆地委领导组织的泸顺起义给予大力支持,先后派出朱德、欧阳钦、陈毅等一批党员回川协助开展工作。

                              得到中央批准和支持后,中共重庆地委紧锣密鼓地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1926年9月下旬,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临时省党部名义召集黄慕颜、秦汉三和政治态度左倾的师、旅长的代表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还与驻顺庆、合川、泸州的五支部队的代表秘密商议布置起义事项,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任副总指挥,暂定一至五路部队序列,会后令各部着手准备,待命行动。10月中旬,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身份,回四川负责策划军事运动。11月中旬,为加强对起义的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会军委会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军委会经多次研究磋商,制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由驻防顺庆的秦汉三旅、杜伯乾旅和合川黄慕颜旅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袁品文旅、陈兰亭旅、皮光泽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将泸州部队调至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番号、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12月1日和3日,起义按计划先后在泸州、顺庆爆发,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

                              四、泸顺起义的宝贵探索为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经验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泸顺起义爆发后,12月9日,刘伯承率合川黄慕颜旅北上抵达顺庆,与秦汉三旅、杜伯乾旅会合,并迅速成立总指挥部,一面整顿部队,一面稳定社会秩序。之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拼凑武装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计划到顺庆会师,已会师顺庆的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只得被迫弃顺庆城北上,在开江休整后被反动军阀各个击破。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经与杨闇公、朱德、欧阳钦等在万县紧急磋商后,奉军委会决定到泸州统一指挥、整顿起义部队,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泸顺起义特别是刘伯承总指挥领导的泸州整顿对接管旧政权、改造旧军队和加强部队的政治、纪律工作等进行了宝贵的探索。1927年1月24日,刘伯承一入泸州城就派人在城内各处张贴“安民告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随即开始展开全面整顿:首先,刘伯承在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统一泸州军政大权,总领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力革命工作”。刘伯承总指挥为融洽各路起义军起见,规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以协凋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商泸州大事,并设立精干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领导和影响整个起义军。此举成功地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消除了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为了鼓舞全城军民士气,2月中旬,刘伯承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他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持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同时要求起义部队“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生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即关注民生。为克服财政困难,总指挥部令县署及征收局垫支21万元作起义部队的伙食军饷,并运用政权力量改革税收、财政机构,废除苛捐杂税,在部队内部实行合理分配和财政公开,每月公布开销账目,同时鼓励人民积极生产,开展贸易活动,恢复经济。

                              其次,总指挥部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输进步的革命精神作为改造旧部队的根本大计。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伯承在起义军各部设立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或左派进步人士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队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每星期举行纪念活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刘伯承把起义后中共重庆地委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派来的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和中共中央加派的22名到沙州附近搞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为加紧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总指挥部开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和“泸县国民师范”,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教员。刘伯承还亲自监督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到各驻地检阅部队,向官兵讲解革命理论,督促军事训练。

                              第三,总指挥刘伯承带头示范,以上率下,大力加强起义军的纪律整顿和教育,时时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众。为维持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刘伯承总指挥委共产党员张子良任警察局长一职,专门负责泸州城的社会治安。刘伯承还亲自处理不法分子,借以整肃军纪。有一次,泸州女师的学生反映有两名军人在小校场调戏过路的女学生,刘伯承派人查清情况后,立即在小校场公开处决那两名违犯军纪的士兵。身为总指挥的他经常身穿朴素的青卡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城内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总指挥的平易近人与和蔼可亲,对起义军有很大的震动。在刘伯承的亲身示范下,起义部队的高级军官纷纷一改外出开会坐轿的习惯,清一色的下轿步行,展现出革命军的崭新面貌。

                              刘伯承到泸视事后,经过整顿,迅速使混乱的泸州城面目气象一新,革命泸州声威远播,川中各界瞩目关注,附近各州县的部分有志青年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无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城等奉蒋密令,拼凑了二十八个团竭力“围剿”泸州起义部队。刘伯承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城至1927年5月中旬,终因孤城难继、人心不齐,不得已于5月16日缒城撤离。5月23日,泸州起义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撤离,后被围堵、分割、收编,泸顺起义最终失败。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被反动军阀镇压,但泸州整顿后部队振作的精神面貌、缜密的政治工作、严明的部队纪律却让众多军民切身感受到起义部队前后的积极变化,从而看到泸州乃至四川的希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7月中旬,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汉口召集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及部分参加泸顺起义的四川革命人士,讨论泸顺起义军的善后工作,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泸顺起义的经验教训。会后,经过泸顺起义实战培养和锻炼的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陈毅等一众共产党人紧急赶赴南昌,在中央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更加猛烈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疾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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